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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快递量增加预示着什么机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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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校生是未来庞大的消费升级人群,企业赢得他们的青睐,也就在赢得未来市场【市场观潮】校园快递量增加预示着什么机会?

根据中国教育后勤协会、阿里巴巴研究院发布《校园快递行业发展报告(2019)》,全国校园快递数量从2018年的25亿件预计增加到2019年的30亿件。如果按全国高校在校生3800余万人计算的话,意味着高校学生人均快递数量达到78件,为全国数量的1.8倍。

报告还针对上班族的复工做了专门调查设计。调查显示,在受访者的观点中,主流意义上的复工是以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通知的时间为准,占比分别为43.6%和30.2%。10.3%的受访者是以自己不限场合开始工作为准,12.8%则表示只有回到单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工。

关于减负的话题,我们常常在舆论场上见到大量的讨论,但多数情况下,人们谈到的都是如何为学生减负,为家长减负,却很少有人会想到,一线教师其实同样面对着过重的负担,因此同样需要一次切实的减负。

这份报告由零点有数发布,本次调查主要关注了与疫情相关的公众心态,以及疫情对就业和工作方式的影响。此次调查覆盖31个省区市,完成有效样本4850个。

该校在致歉信中写道,“在整理过程中确实出现个别人员为赶进度,整理不细致、处置不当的情况。在此,学校深表歉意,同时郑重承诺,所有同学物品若有损失,开学后学校将在核实的基础上予以赔偿(补偿)。(注:辅导员将以班级为单位,做好同学物品的登记备案工作)”

28.2%的受访者表示更喜欢自己单位了,大多数人(56.9%)表示不变,14.9%对单位好感度降低。单位中高层管理者中有较多人对单位的认同度提升,比例均在35%以上,高于单位普通工作人员(24.3%)。(完)

与此同时,对教师群体而言,形式主义也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。我的老师在日常工作中感受最深的形式主义现象,便是似乎永远开不完的“工作会议”。没有人会否认工作会议本身的必要性,但是,在他所供职的学校,这种会议的数量实在太多,而这也不仅是一所学校的个别现象。尽管这些会议各有其名目:譬如年级会、骨干会、教学组会,等等,但实际上,许多会议的内容都是高度重叠的,根本没必要在多个会议中反复讨论。这些层出不穷的会议,不仅没能起到提高工作效率的作用,反而演变成教师们的“垃圾时间”。

调查结果还显示,疫情结束后,超七成的受访者所在单位不会继续采用远程办公,尤其是小微企业(80.4%)和机关事业单位(77.8%)。

针对疫情期间民众的“线上时间”,调查显示,75.4%的受访者使用了远程办公,31.7%使用过线上工作会议,46.6%使用过线上购物,36.2%使用过线上娱乐,28.2%使用过线上教育培训。

这些城市庞大的在校生群体,未来将是庞大的消费升级人群,企业赢得他们的青睐,也就在赢得未来的广阔市场。

《答复函》指出,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,教育部积极推进教育法修订,起草形成教育法修正案(送审稿),修订有关条文,将德智体美劳全面纳入教育方针。目前教育法修正案(送审稿)已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。教育法是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法,修改后的教育法可对其他教育法律发挥引领作用。此外,教师法的修改已列入本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二类项目,届时修订草案可对提案中的建议一并考虑。同时,在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修改过程中,为体现上述文件精神,拟增加规定:一是在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五条增加“劳动教育”;二是在“学校保护”一章中增加,学校应当组织学生参加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日常生活劳动、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,帮助未成年人掌握必要的劳动知识和技能,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。

下一步,《答复函》指出,教育部将密切关注立法进程,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,推动教育法修正案尽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同时,按照相关文件的要求,指导和规范各地开展劳动教育,按照教育法的原则要求,在制定教育法规规章中进一步细化劳动教育的内容,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,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在我的老师眼里,《意见》中提到的数种造成教师负担的典型现象,他都深有体会。其中,最“磨人”的一件事,就是各种各样的课程评比活动,或曰“赛课”。由于“赛课”的结果与教师的职称评审密切相关,因此,每个学期都要来上三五次的“赛课”,是老师们必须要全力应对的重要挑战。

据悉,2月8日,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在官网发布公告,根据武汉市委和市政府防控指挥部通知,该校12、13、14、15、16栋学生宿舍被临时征用,用于全市疫情防控工作。

以上种种,不过是我的老师所面对的诸多杂务负担中的一小部分,除此之外,维护学生档案材料、为学生制作影像材料、为有关部门统计学生信息、被抽调借用……这些影响教师教学工作的额外事务还有很多。尽管细细想来,这些事务似乎也确实有其意义,值得去做,而且每一项工作单拿出来,都不算特别沉重,但是,当十几项任务同时压在一名教师身上的时候,就算是最具热情、最有能力的教师也难以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将其完美完成。

远程办公的受访者中,有83.1%表示遇到过问题,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工作效率变低(33.7%),接下来依次为家里网络不好(24.5%)、远程办公系统不够成熟(22.8%)、工作质量变差(17.8%)、每天工作时间更长(16.1%)等。

没有收入来源的高校学生,快递数量却高于全国均值,对于包括商贸、物流、电商在内的相关行业企业,这样特有的市场现象应当引起关注。要知道,一个大学的围墙之内,往往有较为完备的后勤商业服务体系,从餐饮、洗印到超市不一而足,其商业完备体系和成本议价空间,甚至远超一些大型住宅小区。那么,高校生为何还有超过普通消费者数量的网购需求?

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同城市之间高校快递总数,也可以看出一定端倪。排名前五的城市中,有四个位于中西部,高校在校生总数82.5万人的重庆市位列第五,但高校在校生总数91.7万人的北京市却未能列入前五。排名第一的武汉市,高校在校生总数高达110.7万人,比上海市的高校在校生总数多了一倍还多,而武汉市的常住人口不过才1108万人。

另外,还有一种新的形式主义,那就是所谓的“网络研修”。依照规定,每个学期,教师都必须完成一定的网络研修学时,而完成学时的方式,便是观看网络视频课程。由于教师的日常工作已经非常忙碌,大多数人没有余暇去观看这些视频课程,于是大家往往都是把页面点开放在一旁,然后去做别的工作,根本不会认真听课。这造成的结果就是:教师其实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,而只是额外完成了一项麻烦的工作。倘若如此,何必不干脆取消这种自欺欺人的线上课程,找时间把教师集中起来,让他们真真正正、实实在在地研修学习呢?

尽管“赛课”对教师的事业发展意义重大,但究其本质,却并不能给教学工作带来太多积极影响。每当“赛课”临近,教师们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,都不得不将大量时间用在备课、试讲、撰写相关材料上,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正常教学规划的落实与展开。对教师而言,“赛课”的成果,与其说是他们想要主动争取的目标,不如说是他们不得不去争取的“负担”。倘若有选择,他们其实更愿意多花些时间落实自己原本的教学计划,对学生因材施教,而不是把大把的时间投入到一场竞争性的“表演”当中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调查称,经过本次疫情,总体来看,受访者对单位的认同度有所提升,特别是大、中型企业中有更多人对单位的认同度提升。

如果仔细观察高校门口的快递,会发现一个特有的现象,大箱子不多见,小袋子小盒子不少,小袋子内多为服装或化妆品,小盒子内多为鞋。服装鞋帽而非书籍或电子产品,往往是校园快递的主要货物。因为,后者往往可以在校内买到或借到,但前者,却是校园内部及其周边商业体系中所缺乏的。很多学生,直到大学一年级才第一次学会化妆,第一次学会穿高跟鞋,脱离了高中面口袋式的校服,他们有庞大的消费需求,庞大指的是数量和品种,而非单品价格。毕竟,学生的生活费有限,中高档服饰并非他们的目标消费品。

这份调查报告还推算:“经粗略估计,疫情期间,全国网民中约有1.6亿人进行了在线工作会议、1.9亿人进行了线上娱乐、1.5亿人参与了线上教育培训、2.4亿人进行了线上购物。”

我的老师说,尽管现在每周要上的课从近20节减少到了15节左右,但日益膨胀的职责范围,却常常让他感到无所适从。对学校而言,教学方式日益多元,管理工作日益精细是一个积极的趋势,但在这个趋势里,老师不能成为那个无限承担责任的人,只有通过切实的改革,精简掉那些不必要的无用功,同时让一些不该由老师完成的工作由更专业的人去完成,才能让老师把精力重新聚焦于培育人才。

调查显示,疫情期间受访者采用远程办公进行工作较为普遍,占比为75.4%。大、中型企业受访者对远程办公的使用比例更高,分别为77.5%和79.5%。互联网行业、金融业和文娱服务行业从业者的远程办公比例均在80%以上,高于其他行业。

针对教师减负,我专门拜访了我的小学老师,在与他的交谈中,我了解到:原来教师群体所要面对的负担,一点也不比那些看起来负担最重的学生与家长要少。而在某种意义上,也正是因为教师承担了太多与教学工作无关的杂务,影响了他们正常完成教学任务,才使得部分教学任务被迫从课堂上“外溢”到了家庭之中,既给家长添加了额外的负担,又造成家校双方的“双输”局面。

这样的数据说明了什么?说明了在高等教育机构集中的城市,特别是一些中西部城市,在校生所需要购买的商品,很多需要跨城市甚至省域才能购得。满足高校在校生的消费需求,放置更多的快递柜难以治本,关键在于在这些城市,特别是校园周边区域,引入更多商业服务设施和多元化的品牌店铺,让学生的消费可以留在本地。对于相关企业而言,这是一个蓝海市场,值得布局线下商业,以增强品牌影响力。